中国人民银行、科技部等部门近期联合召开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第一次会议，明确提出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”。这一部署凸显了科技自立自强在“十五五”时期的战略地位，更揭示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核心逻辑，即让金融服务精准滴灌科技创新，以科技动能反哺金融提质，二者协同共进，方能破解“卡脖子”难题、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愈加凸显，对科技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科技金融逐渐从“单点突破”迈向“生态共生”阶段。这一阶段，更强调体系内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，各级政府、金融机构、科技企业、高校及科研院所等的相互作用，从而形成动态平衡、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。其中，各级政府既通过制定前瞻性发展战略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、优化营商环境，扮演着引导者、规划者和服务者的角色，又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，如设立政府引导基金，借助杠杆效应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域，引导资金流向重点产业和薄弱环节。金融机构从单一的资金提供者转变为综合金融服务的集成者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成为破解科技企业轻资产融资困境的重要尝试，研发中断险、关键研发设备险等科技保险产品，也通过风险转移机制有效降低了科技企业的创新风险。
目前，我国科技金融规模已居世界前列，形成政策工具的系统性创新与市场资源的规模化动员等独特优势。与美国以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为主导、形成“VC(风险投资)/PE(私募股权投资)孵化—多层次上市退出”的科技金融体系不同，我国依托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，一方面通过技术成果转化贷等政策产品，将政府性融资担保、财政贴息与银行信贷深度绑定，另一方面通过专项债支持科创基建、投贷联动试点等制度设计，构建起“政策+市场”的双轮驱动模式。
不过，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，仍需破解一系列深层矛盾与挑战。亟待突破的是，金融规避风险的天性与科技创新不确定性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。实践层面，“重规模、轻结构”“重输血、轻造血”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。科技企业的技术价值评估体系尚未成熟，银行对“硬科技”企业仍存在“抵押物崇拜”，且各地“六大维度170余个指标”等模型尚未形成标准化接口，制约了跨区域协同。因此，关键在于遵循科技创新的长周期、高风险、轻资产特征，重构金融供给逻辑，以制度创新打通“资金链—技术链—产业链”的循环堵点，构建与科技创新规律相匹配的金融供给体系。
加快建立涵盖技术成熟度、团队稳定性、应用场景前景的多维评估体系。推广浙江“六大维度科技评价模型”，将专利引用率、产学研合作深度等纳入授信决策，让“技术流”取代“资金流”成为核心风控指标。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，打破数据壁垒，引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手段，开发智能化评估工具，将知识产权、研发投入、团队能力、市场前景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评估核心要素。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，将高校实验室的“沉睡专利”转化为标准化金融资产，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。
在此基础上，优化科技金融资源配置与风险定价机制，实施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和监管激励。通过定向降准、风险补偿基金、财政贴息等方式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初创期、早中期科技企业的信贷投放，降低相关贷款的风险权重，提高风险容忍度。允许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根据科技企业的成长阶段、技术壁垒等因素实行更具弹性的利率定价，并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，建立与科技企业快迭代、高成长融资需求相匹配的快速响应机制。
还要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支撑，拓宽长期资金供给渠道。进一步完善私募股权、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和退出机制，加大政府引导基金对早期科创基金的出资力度，强化“投早投小投科技”的正向激励。大力推动养老金、保险资金、社保基金等长期资金入市，提高其在长周期基础研究领域的配置比例，健全覆盖初创期至成熟期的全链条融资支持体系，真正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、双向赋能。
(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 田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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